“双碳”目标指引下，绿电(绿色电力，泛指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所产生的电力)消费成为新的趋势。以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为主的科技企业历来是能耗大户，他们在绿电消费领域正面临哪些变化与难题？
8月24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联合发布报告《科技企业绿电消费新浪潮：案例、挑战与建议》(以下简称《报告》)，指出科技企业在进行绿电市场化交易时仍存在电价上涨、供需错配、交易灵活度有限等问题。
对此，8月24日，绿色和平东亚分部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叶睿琪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应鼓励绿电供给方积极跟踪企业的绿电消费需求，并积极探索绿电消费多种综合路径的新模式，尤其是促进对绿色电力价格形成模式、定价方式以及多年PPA(长期购电协议)协议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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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带动绿电交易价格上涨
当前，随着国内政策对数据中心能效和排放的要求不断趋严，科技行业特别是以数据中心为核心的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绿电使用情况受到关注。
据《报告》介绍，2020年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能耗总量约为1507亿千瓦时，预计2035年将超过4500亿千瓦时，碳排放量将超过亿吨量级。而数据中心大规模消费绿电，转向100%可再生能源是该行业实现碳中和的关键路径。
报告表示，若2035年数据中心行业85%左右电量采用绿电，则年绿电消费量估计可达4000亿千瓦时，按照0.6元/千瓦时计算，涉及金额将超过2400亿元，市场潜力巨大。
不过，国内绿电市场仍处于建设初期，企业绿电消费仍不普遍。从已有绿电消费路径来看，科技企业主要通过绿电市场化交易、投资自建新能源电站、绿证交易、以及新能源+储能+需求侧响应等方式实现绿电采购。
其中，前述《报告》认为“绿电市场化交易”是未来可行性最高的方式。但多家企业均对当下绿电交易价格的上涨提出担忧。据前述报告，多省市2022年年度、月度火电中长期交易价格相较同期普遍上涨10%~20%，这也带动了绿电交易价格上涨。
但在当前全社会尚未形成绿色消费习惯，即消费者为绿色产品支付环境溢价的意愿仍需培养的情况下，多数下游产品的价格难以提升，绿电环境溢价成本难以转嫁。这直接削弱了企业支付绿电环境溢价的能力与意愿。
前述报告指出，大部分企业都希望新能源发挥边际成本低的优势，形成独立的绿电价格形成机制，在煤电运营成本高的时期能够起到平抑电价的作用。此外，为平抑绿电价格波动，防范电价上涨风险，还有受访企业表示希望探索与新能源发电方签订长期购电协议锁定长期绿电供应。
中小科技企业的绿电采购意愿仍在早期阶段
另一方面，当前绿电消费仍主要发生在头部企业之中，中小科技企业的参与程度不高。叶睿琪直言，中小科技企业(含云服务与数据中心)企业对于碳中和转型和绿电采购的意愿与认知仍处于早期阶段，抑或是在观望等待。
“限制性因素可能有多方面的。”叶睿琪表示，这既包括对绿电溢价的接受程度、向下游产品传导成本的能力，也可能对于零碳经济缺乏提前布局的理解或资本，或缺乏来自客户或投资人的压力，还有可能受限于专业知识或团队支撑的缺失。
但在叶睿琪看来，这也属于正常现象。“中国的绿电消费市场整体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规模也有限，仍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龙头科技企业作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企业也刚刚着手规模化的绿电消费。我们期待在未来绿电市场进一步成熟之后，龙头效应能向中部、尾部传递。”
据前述报告，目前绿电交易机制主要存在供需错配和交易灵活度有限两方面问题。一方面，绿电需求企业一般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中东部地区，而绿电供给仍以“三北地区”居多，供需错配导致绿电交易受阻严重。另一方面，当前交易中心对交易品种、价格形成、合同样式、合同周期进行限制，造成买卖方可以实施的交易手段有限，灵活性不足。
对此，大部分企业希望尽快打破省份间壁垒，大幅降低互相交易门槛。此外，在开展绿电交易的过程中，买卖双方可以根据各自需求，灵活地约定个性化的交易方式。
据叶睿琪介绍，今年跨省份绿电交易已有所进展。6月以来，北京、上海分别组织了近期首次大用户参与的跨省份绿色电力交易。“我们建议对于此类交易感兴趣的企业，积极保持与本地电力交易中心、售电公司以及主管部门的密切沟通，传递绿电需求，并对政策保持密切关注，以争取参与试点的机会。”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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